从《孝经》谈古代的孝治天下策略




引题

“孝”在中华文化史中占据了一个十分重要的部份。可以说是中华五千年文化都是从儒学中“孝道”精神贯彻落实而成的。每一种文化学说,无不拥有深深的“孝与德”思想的铸刻痕迹。

《孝经》是儒学十三经的其中之一,虽然全书共只十八章,不足两千字。但是它却是儒学伦理践履的圭臬。所有王权、政治、伦理、社会阶层之礼法无不受到它深深的影响。

要从《孝经》谈开古代孝治天下的策略就有必要了解作者与表关的历史背景。此经的作者已不可考,众说纷纭,莫衷一是:有者说是孔子或是曾子所著,也有者说是孔子门徒所写。根据学者蔡方鹿认为:《孝经》是战国时期的儒家学者在孔子和门人思想的基础上写出来的 (1)。这是因为《孝经》的主体思想是环绕着五个阶级所阐述的,而这与战国时代五个主要的官职名称十分吻合之说,是有其根据的。


顾名思义,《孝经》本是一本讲究孝道的书。但是从政治的层面看来,本经的核心思想:其实是以孝治天下,通过安定家庭来使社会处于一种和谐的策略,而非只是单单讲“孝”而已。换言之,它是古代君主通过孝德、礼法来形成一种社会层面的规范与约束,进而紧紧地掌握着政权。


1) 《孝经》把孝德思想,从上向下贯彻。

明朝吕维祺《孝经或问》中称:‘孝经为何而作也?曰,以阐发明王以孝冶天下之大经大法而作也。2

            古代是属于农耕社会,要从事农耕就必须要有大量的人力做为辅助。因此一个家庭中,男性就成了一个家庭中最重要的支柱。重男轻妇女的观念由此而来。男性,即是人力是最重要的资源;而养儿育女,也着眼在于提供家庭足够的人力资源。也只有使社会的最小单位 “家”这安定下来,才能使国家社稷处于稳定的局面。

            而《孝经》强调以孝德思想为主,将使每个家庭的成员对本身的家庭产生强大的向心力,使大家长掌握实权。如此一来,家庭便会趋于安定的状况,也直接地减低使社会动荡不安的因素。

            《孝经》中的《五刑章第十一》里:子曰:五刑之屬三千,而罪莫大於不孝。”阐明了“不孝”是最大的罪过。这一章让社会的每一个人都深爱“孝德”思想的影响,进而树立起了一家之主在一个农业家庭的单位里的威严。大家长的意见,往往就是指令。而孩子们通常都不会轻易地违背父母。《圣治章第九》里:“ 孝莫大於严父,严父莫大於配天。”强调人伦始于父亲,而人的各种品行中,没有比孝行更加伟大了。而各种孝行之中,又以尊敬父亲(一家之主)为最重要的了。3


   敬畏天地,孝顺父母的思想因此得以从上向下始终贯彻。这种思想直接地从上层(领袖或父母)牢牢地控制着下层(百姓或子女)。


2) 《孝经》把“孝道”与“封建法治”之相互联系。

            在中华文化中,封建的宗法社会虽然为现代人所诟病。但是如果综观全局,它可是文化历史上一个十分重要的阶段。如果说中华文化博大精深的文明胥赖于封建的宗法制度也不为过。别忘记,它对于塑造辉煌的中华文化有着不可以或缺的重要性。从另一个层面看来,它对社会起着稳定的作用,而社会上的稳定才能促进文化的发展。要分析文化与历史,不应该忽略当时的客观因素,也不应该以当今的社会观念与价值来评估,这将会失之偏颇。

孔子和孟子都提倡“仁”政治天下,而《孝经》与孔孟的基调相同,讲的都是治天下的策略。因此,孙景坛在《百家争鸣新论》中曾认为:《孝经》应是百家争鸣的一个学派,或至少要应做为儒学的一个分支。不过,若从严格的学术意义来讲,还是将其定为一个独立的学派较为合理。因为孔儒的思想核心是“仁”,即“仁政”,而《孝经》是“孝政”。(4)

《孝经》的主轴在于“孝德”,但是自古以来受到各政权君主的追捧,里头的“政治因素”自不待言 。如果把《孝经》里18章仔细分析,其中的16篇章全都是围绕忠君、事君和宣扬君权的思想。在很大的程度上,君主们的热烈推广《孝经》与它的“孝治天下”不无关系。

其中的《广至德章第十三》里曾有这么一段:“子曰:‘教民亲爱,莫善于孝;教民礼顺,莫善于悌;移风易俗,莫善于乐;安上治民,莫善于礼。”。这一篇章把至德的的主要涵义提出来,使领袖知道具体的实行方式。它说明了:领袖要指导人民行孝道,其方式并不是亲自到人民的家去实地指导,而是广泛地让做孩子的知道孝敬双亲,进而所有做父亲的人;做弟弟的知道友爱哥哥,进而友爱所有做兄长的人;再进一步地让做人民的知道尊敬长官。


            根据我个人的看法,《广至德章第十三》是把孝德的思想渗透到草根阶层去。而只有家庭友爱、社会和谐,就能进而达到稳定并“治天下”的理想了。


从政治的层面看来,古代君主欲把《孝经》里的孝德思想移转到侍奉君主的概念在《广扬名章第十四》里的这么一段里有着十分明显的痕迹子曰:‘君子之事亲孝,故忠可移于君;事兄悌,故顺可移于长;居家理,故治可移于官。是以行成于内,而名立于后世矣。’


            孔子说:‘君子能孝亲,必具爱敬之诚,以爱敬之诚,移作事君,必能忠于事君。他能敬兄,必具和悦态度。以和悦态度移于事长。必能顺于长官。处家过日子,都能处理得有条有理,他的治事本能一定很有办法,如移作处理公务,必能办得头头是道。所以说:一个人的行为,能成功于家庭之内,这样由内到外,替国家办事,不但做官的声誉显耀于一时,而且忠孝之名,将永远留传于后世。)(5)


            从自家本身开始孝顺父母、友爱兄长;然后再把这一种整体上的行为直接转移到君主、长官方面,从而达到了“家家和气、天下兴旺”的最终目标。
“在儒家的政治伦理中,‘孝’不仅指一个人对亲人的天然之情,更以孝敬父母、尊敬兄长为轴心,逐层地向外扩展、推进,将孝道与家族、国家和天下相连结。” (6)


3) 《孝经》强调国家法律的权威,维护封建的宗法等级关系和道德秩序

            《孝经》中的第二章至第六章十分明确地把社会层面划分为五个等级。其中包括了:天子、诸侯、卿大夫、士和庶人。它也详细地说明了五个等级中应该遵守不同的“孝”道。


            《孝经》强调伦理道德,也强调一家之主的权力。这不止加强了一家之主的权力外,也通过抓紧社会草根阶层的向心力,间接地竖立着国家法律的权威。它也通过社会的观感,从上向下地把社会紧紧地限定在一个框架里,从而使到各阶层人士不可轻易地逾越道德规范。

            《孝经》清楚地列出各不同阶层之所要守护的道德范围,因此它受到自古以来的君王的追捧与推广是由来有因的。


对现今社会来说,“封建”就代表着“封闭、落后、不文明”,但是无可否认的,封建宗法社会构成中国文化的其中一个重要因素,通过不同程度上的封建宗法制度,给中华文化带来了历史上灿烂的文明,相比于西方的欧洲封建社会更较之进步。因此从历史定位来说,所谓的封建宗法制度确有自身的价值意义。


            在《三才章第七》里的:‘先王见教之,可以化民也。是故先之以博爱,而民莫遗其亲;陈之于德义而民兴行;先之以敬让而民不争;导之以礼乐而民和睦;示之以好恶而民知禁


            (‘先代圣王,见教育可以辅助政治,化民成俗,所以他先以身作则,倡导博爱,使民众效法他的博爱精神先爱其亲,所以莫有遗弃其亲的人。宣扬道德和仁义,以感化民众,民众自然会兴起力行。对人对事,先实行敬谨和谦让,以为天下民众的表率,民众自会效法他的敬让,不会发生争端。诱导民众以礼乐教化,民众自然就相亲相敬,和平相处。再晓示民众,使知为善当有庆赏,作恶当受刑罚,民众自然晓得禁令的严重性而不敢违犯法纪了。’)(7)


它强调领袖必须以身作则,奉行孝德,然后再通过教育来教化人民,来使孝德观念进一步地成为社会上的风俗与习惯。当人民群起而习之后,和谐的社会局面将初步形成。


            接着,“示之以好恶而民知禁”也强调了律法的重要性,它让民众知道奉行好的行为将会带来奖赏;而违反了社会道德观念的话,就会被严厉处罚。当百姓了解到刑法的严重性后,将会有所警惕、步步为营。这样一来社会上的道德秩序就可以得以维持了。明显的,它不止维护各阶级的宗法制度,也把国家法律联系了起来。


4) 《孝经》做为改良政治与社会风气的策略。

            根据今人杨伯峻考证,《孝经》的成书年代大致在《吕氏春秋》之前,而又在《孟子》《荀子》二书流行之后。 杨伯峻认为:"孟轲约死于公元前285年,荀况约生于公元前313年,死于秦始皇即位前后不久。《孝经》之作,当在公元前三世纪期间"


            在此年代期间正逢春秋战国时期,也是从奴隶社会开始迈向封建社会的过渡的时期。这期间社会上的风气败坏,而一出出为要权力斗争而导致骨肉相残的现象层出不穷。而儒学家在这纷乱的年代里,反复自省,并重新研究历史上的宗法制度,认真地思考以便匡正社会的不良风气。

        而儒家政治理论虽然是以“仁”为主干,但是却通过“孝”来进行具体的改革与创新。《孝经》的存在,体现了儒学思想家们极力主张的“以仁义为主,以孝道为铺”的治国概念。

            从《礼记·大学》中得以窥豹一斑:心正而后身修,身修而后家齐,家齐而后国治,国治而后天下平。说明了儒家的中心思想还是从个人自身开始,然后扩展到家庭,再从家庭延伸到较大的单位~国家。如果连个人修养都顾不上的话,当然家庭也不会怎样和谐, 国家也当然不会安定。儒家学者提倡把“治家”与“治国”都整合在一起,说明了治国须要用“仁德”,而具体步骤则须要从“孝行”做起。


5) 结论

《孝经》是一部受于各政治家、儒家家或是君主的欢迎与追捧的政治经典,但是还是有着十分开明的一面,而不是愚忠。要正确地评论《孝经》并不能只是单单从现代人的角度切入,反而是应该考虑到著书时的当代农业经济、政治体系、风俗文化来加以评估。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,这一部《孝经》自然有它的政治考量,这样就不会失之偏颇了。


            《孝经 . 谏诤章第十五》强调必须对于不正确的事情提出质疑,这在古代君权至上的社会里不可不说是一个开明的论点。‘故当不义,则子不可以不争于父,臣不可以不争于君。故当不义则争之,从父之令,又焉得为孝乎?


            父亲有不对的地方,子女的应该提出质疑;君主的某些措施不符合礼仪规范,做臣子的应该要提出劝告。如果只是愚昧地照单全收,而唯唯诺诺的话,也是属于“不孝”之列。从这一点看来,据理谏诤,也是十分重要的。由此可见,《孝经》虽然是古代封建的法典,但是却有十分民主开明的一面。它承认人不是完美的,而看到君主或是长辈犯上了错误时,就须要及时给予劝告。我认为现代人应该要从新认识《孝经》,并取其精华,弃其糟粕,以期古为今用。


参考文献

(1)  蔡方鹿:《〈孝经〉论述》,《中华孝道文化》,巴蜀书社, 130页, 2001


(2) 明朝吕维祺:《孝经或问》 ,古籍, (网址:http://archive.org/stream/02075141.cn#page/n14/mode/2up


(3) 胡平生、陈美兰译注:《孝经、礼记》,中华书局,第257页,20101月北京第六次印刷。




(3)(5) (7)(8)《孝经白话注解》,(网址:http://www.ynhzyz.cn/ywyd/wyfy/kwfy/bhxj.htm

(6)        夏湘远:《论“孝”的政治伦理意蕴》,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, 20067月第35卷第4期。


(9)        王丽萍  .<孝经>在巩固封建统治中的作用机制分析》. 西北师范大学  政治学院 . 文章编号 1008-2921(2006)-04-0076-03    76 (网址:http://www.docin.com/p-239840478.html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