引题：
“孝”在中华文化史中占据了一个十分重要的部份。可以说是中华五千年文化都是从儒学中“孝道”精神贯彻落实而成的。每一种文化学说，无不拥有深深的“孝与德”思想的铸刻痕迹。
《孝经》是儒学十三经的其中之一，虽然全书共只十八章，不足两千字。但是它却是儒学伦理践履的圭臬。所有王权、政治、伦理、社会阶层之礼法无不受到它深深的影响。
要从《孝经》谈开古代孝治天下的策略就有必要了解作者与表关的历史背景。此经的作者已不可考，众说纷纭，莫衷一是：有者说是孔子或是曾子所著，也有者说是孔子门徒所写。根据学者蔡方鹿认为：《孝经》是战国时期的儒家学者在孔子和门人思想的基础上写出来的 (1)。这是因为《孝经》的主体思想是环绕着五个阶级所阐述的，而这与战国时代五个主要的官职名称十分吻合之说，是有其根据的。
顾名思义，《孝经》本是一本讲究孝道的书。但是从政治的层面看来，本经的核心思想：其实是以孝治天下，通过安定家庭来使社会处于一种和谐的策略，而非只是单单讲“孝”而已。换言之，它是古代君主通过孝德、礼法来形成一种社会层面的规范与约束，进而紧紧地掌握着政权。
1) 《孝经》把孝德思想，从上向下贯彻。
明朝吕维祺《孝经或问》中称：‘孝经为何而作也？曰，以阐发明王以孝冶天下之大经大法而作也。（2）
古代是属于农耕社会，要从事农耕就必须要有大量的人力做为辅助。因此一个家庭中，男性就成了一个家庭中最重要的支柱。重男轻妇女的观念由此而来。男性，即是人力是最重要的资源；而养儿育女，也着眼在于提供家庭足够的人力资源。也只有使社会的最小单位 – “家”这安定下来，才能使国家社稷处于稳定的局面。
而《孝经》强调以孝德思想为主，将使每个家庭的成员对本身的家庭产生强大的向心力，使大家长掌握实权。如此一来，家庭便会趋于安定的状况，也直接地减低使社会动荡不安的因素。
《孝经》中的《五刑章第十一》里：子曰：“五刑之屬三千，而罪莫大於不孝。”阐明了“不孝”是最大的罪过。这一章让社会的每一个人都深爱“孝德”思想的影响，进而树立起了一家之主在一个农业家庭的单位里的威严。大家长的意见，往往就是指令。而孩子们通常都不会轻易地违背父母。《圣治章第九》里：“ 孝莫大於严父，严父莫大於配天。”强调人伦始于父亲，而人的各种品行中，没有比孝行更加伟大了。而各种孝行之中，又以尊敬父亲（一家之主）为最重要的了。（3）
敬畏天地，孝顺父母的思想因此得以从上向下始终贯彻。这种思想直接地从上层（领袖或父母）牢牢地控制着下层（百姓或子女）。
2) 《孝经》把“孝道”与“封建法治”之相互联系。
在中华文化中，封建的宗法社会虽然为现代人所诟病。但是如果综观全局，它可是文化历史上一个十分重要的阶段。如果说中华文化博大精深的文明胥赖于封建的宗法制度也不为过。别忘记，它对于塑造辉煌的中华文化有着不可以或缺的重要性。从另一个层面看来，它对社会起着稳定的作用，而社会上的稳定才能促进文化的发展。要分析文化与历史，不应该忽略当时的客观因素，也不应该以当今的社会观念与价值来评估，这将会失之偏颇。
孔子和孟子都提倡“仁”政治天下，而《孝经》与孔孟的基调相同，讲的都是治天下的策略。因此，孙景坛在《百家争鸣新论》中曾认为：《孝经》应是百家争鸣的一个学派，或至少要应做为儒学的一个分支。不过，若从严格的学术意义来讲，还是将其定为一个独立的学派较为合理。因为孔儒的思想核心是“仁”，即“仁政”，而《孝经》是“孝政”。(4)
《孝经》的主轴在于“孝德”，但是自古以来受到各政权君主的追捧，里头的“政治因素”自不待言 。如果把《孝经》里18章仔细分析，其中的16篇章全都是围绕忠君、事君和宣扬君权的思想。在很大的程度上，君主们的热烈推广《孝经》与它的“孝治天下”不无关系。
其中的《广至德章第十三》里曾有这么一段：“子曰：‘教民亲爱，莫善于孝；教民礼顺，莫善于悌；移风易俗，莫善于乐；安上治民，莫善于礼。”。这一篇章把至德的的主要涵义提出来，使领袖知道具体的实行方式。它说明了：领袖要指导人民行孝道，其方式并不是亲自到人民的家去实地指导，而是广泛地让做孩子的知道孝敬双亲，进而所有做父亲的人；做弟弟的知道友爱哥哥，进而友爱所有做兄长的人；再进一步地让做人民的知道尊敬长官。
根据我个人的看法，《广至德章第十三》是把孝德的思想渗透到草根阶层去。而只有家庭友爱、社会和谐，就能进而达到稳定并“治天下”的理想了。
从政治的层面看来，古代君主欲把《孝经》里的孝德思想移转到侍奉君主的概念在《广扬名章第十四》里的这么一段里有着十分明显的痕迹：子曰：‘君子之事亲孝，故忠可移于君；事兄悌，故顺可移于长；居家理，故治可移于官。是以行成于内，而名立于后世矣。’
（孔子说：‘君子能孝亲，必具爱敬之诚，以爱敬之诚，移作事君，必能忠于事君。他能敬兄，必具和悦态度。以和悦态度移于事长。必能顺于长官。处家过日子，都能处理得有条有理，他的治事本能一定很有办法，如移作处理公务，必能办得头头是道。所以说：一个人的行为，能成功于家庭之内，这样由内到外，替国家办事，不但做官的声誉显耀于一时，而且忠孝之名，将永远留传于后世。）(5)
从自家本身开始孝顺父母、友爱兄长；然后再把这一种整体上的行为直接转移到君主、长官方面，从而达到了“家家和气、天下兴旺”的最终目标。
“在儒家的政治伦理中，‘孝’不仅指一个人对亲人的天然之情，更以孝敬父母、尊敬兄长为轴心，逐层地向外扩展、推进，将孝道与家族、国家和天下相连结。” (6)
3) 《孝经》强调国家法律的权威，维护封建的宗法等级关系和道德秩序。
《孝经》中的第二章至第六章十分明确地把社会层面划分为五个等级。其中包括了：天子、诸侯、卿大夫、士和庶人。它也详细地说明了五个等级中应该遵守不同的“孝”道。
《孝经》强调伦理道德，也强调一家之主的权力。这不止加强了一家之主的权力外，也通过抓紧社会草根阶层的向心力，间接地竖立着国家法律的权威。它也通过社会的观感，从上向下地把社会紧紧地限定在一个框架里，从而使到各阶层人士不可轻易地逾越道德规范。
《孝经》清楚地列出各不同阶层之所要守护的道德范围，因此它受到自古以来的君王的追捧与推广是由来有因的。
对现今社会来说，“封建”就代表着“封闭、落后、不文明”，但是无可否认的，封建宗法社会构成中国文化的其中一个重要因素，通过不同程度上的封建宗法制度，给中华文化带来了历史上灿烂的文明，相比于西方的欧洲封建社会更较之进步。因此从历史定位来说，所谓的封建宗法制度确有自身的价值意义。
在《三才章第七》里的：‘先王见教之，可以化民也。是故先之以博爱，而民莫遗其亲；陈之于德义而民兴行；先之以敬让而民不争；导之以礼乐而民和睦；示之以好恶而民知禁。’
（‘先代圣王，见教育可以辅助政治，化民成俗，所以他先以身作则，倡导博爱，使民众效法他的博爱精神先爱其亲，所以莫有遗弃其亲的人。宣扬道德和仁义，以感化民众，民众自然会兴起力行。对人对事，先实行敬谨和谦让，以为天下民众的表率，民众自会效法他的敬让，不会发生争端。诱导民众以礼乐教化，民众自然就相亲相敬，和平相处。再晓示民众，使知为善当有庆赏，作恶当受刑罚，民众自然晓得禁令的严重性而不敢违犯法纪了。’）(7)
它强调领袖必须以身作则，奉行孝德，然后再通过教育来教化人民，来使孝德观念进一步地成为社会上的风俗与习惯。当人民群起而习之后，和谐的社会局面将初步形成。
接着，“示之以好恶而民知禁”也强调了律法的重要性，它让民众知道奉行好的行为将会带来奖赏；而违反了社会道德观念的话，就会被严厉处罚。当百姓了解到刑法的严重性后，将会有所警惕、步步为营。这样一来社会上的道德秩序就可以得以维持了。明显的，它不止维护各阶级的宗法制度，也把国家法律联系了起来。
4) 《孝经》做为改良政治与社会风气的策略。
根据今人杨伯峻考证，《孝经》的成书年代大致在《吕氏春秋》之前，而又在《孟子》《荀子》二书流行之后。 杨伯峻认为："孟轲约死于公元前285年，荀况约生于公元前313年，死于秦始皇即位前后不久。《孝经》之作，当在公元前三世纪期间"。
在此年代期间正逢春秋战国时期，也是从奴隶社会开始迈向封建社会的过渡的时期。这期间社会上的风气败坏，而一出出为要权力斗争而导致骨肉相残的现象层出不穷。而儒学家在这纷乱的年代里，反复自省，并重新研究历史上的宗法制度，认真地思考以便匡正社会的不良风气。
而儒家政治理论虽然是以“仁”为主干，但是却通过“孝”来进行具体的改革与创新。《孝经》的存在，体现了儒学思想家们极力主张的“以仁义为主，以孝道为铺”的治国概念。
从《礼记·大学》中得以窥豹一斑：心正而后身修，身修而后家齐，家齐而后国治，国治而后天下平。说明了儒家的中心思想还是从个人自身开始，然后扩展到家庭，再从家庭延伸到较大的单位～国家。如果连个人修养都顾不上的话，当然家庭也不会怎样和谐， 国家也当然不会安定。儒家学者提倡把“治家”与“治国”都整合在一起，说明了治国须要用“仁德”，而具体步骤则须要从“孝行”做起。
5) 结论
《孝经》是一部受于各政治家、儒家家或是君主的欢迎与追捧的政治经典，但是还是有着十分开明的一面，而不是愚忠。要正确地评论《孝经》并不能只是单单从现代人的角度切入，反而是应该考虑到著书时的当代农业经济、政治体系、风俗文化来加以评估。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，这一部《孝经》自然有它的政治考量，这样就不会失之偏颇了。
《孝经 . 谏诤章第十五》强调必须对于不正确的事情提出质疑，这在古代君权至上的社会里不可不说是一个开明的论点。‘故当不义，则子不可以不争于父，臣不可以不争于君。故当不义则争之，从父之令，又焉得为孝乎？’
父亲有不对的地方，子女的应该提出质疑；君主的某些措施不符合礼仪规范，做臣子的应该要提出劝告。如果只是愚昧地照单全收，而唯唯诺诺的话，也是属于“不孝”之列。从这一点看来，据理谏诤，也是十分重要的。由此可见，《孝经》虽然是古代封建的法典，但是却有十分民主开明的一面。它承认人不是完美的，而看到君主或是长辈犯上了错误时，就须要及时给予劝告。我认为现代人应该要从新认识《孝经》，并取其精华，弃其糟粕，以期古为今用。
参考文献：
(1) 蔡方鹿：《〈孝经〉论述》，《中华孝道文化》，巴蜀书社， 第130页， 2001。
(3) 胡平生、陈美兰译注：《孝经、礼记》，中华书局，第257页，2010年1月北京第六次印刷。
(6) 夏湘远：《论“孝”的政治伦理意蕴》，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，
2006年7月第35卷第4期。
